“對于人口流出地，也未見得是壞事，如果當地發展的產業經濟總量存在局限，那么，人口的流出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道。

根據澎湃新聞梳理，已發布2021年人口數據的27個省份中，大約有一半省份去年常住人口為負增長。如果暫未發布數據的省份2021年基本延續此前趨勢，那么2011年末至2021年末的10年間，常住人口負增長的省份有6個。

陸銘強調，只要經濟開放的格局不變，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不停止，經濟已經出現的在部分優勢地區集中的趨勢就仍然會演化下去，人口向這些地方集中的趨勢就一定會出現。而在那些人口遷出的地區，經濟總量及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是需要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去給予支持的。

他也提醒，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且，現有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還未完全滿足全國人口自由流動的狀態。

澎湃新聞：在中國人口即將進入負增長的大背景下，人口是否會繼續向發達區域集聚？如果人口進一步向發達地區流動，勢必會有更多的區域出現常住人口減少。這會給區域經濟帶來什么影響？未來需要什么樣的區域經濟政策？

陸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全面實行了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由于當今世界的國際貿易是以海運和內河航運配合為主導的運輸方式，因此，這種經濟開放的格局，相對有利于沿海、沿長江的地區形成更好的發展條件。

趨勢上看，經濟確實是在向沿海的城市群，特別是向中心城市周圍集聚。而在中西部和東北經濟出現現代化的進程后，大量服務業的發展往中心城市、省會城市集中。經濟在集中的過程中，就一定會帶來人口向著經濟集中的地方流動，否則，經濟發展的成果，就不能為那些地理條件相對較差的地方所分享。

換句話說，從地理等各方面條件不好的地方流動到各方面條件較好的地方，恰恰是這些流動人口分享現代經濟成長成果的重要途徑。因此，只要經濟開放的格局不變，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不停止，經濟已經出現的在部分優勢地區集中的趨勢就仍然會演化下去，人口向這些地方集中的趨勢就一定會出現。

當人口在向一些地區集中的時候，就一定會有一些地方成為人口流出的地區，主要是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所以這實際上是一個城市化的進程。對于農村地區而言，產業結構主要是農業、旅游業、自然資源業等，這些產業的經濟總量是有限的，所以人口向外遷出未見得是壞事。

在那些人口遷出的地區，經濟總量及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相對緩慢，是需要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去給予支持的。從地方經濟發展角度，就要注重如何發展自己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業，避免為盲目做大GDP而出現發展的產業違背當地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局面，否則，對地方經濟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反而不利。

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除了要做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以外，也可以幫助人口流出地發展當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適合發展農業的地方，要改進農業相關的基礎設施、生產技術，適合發展旅游的地方，要發展與旅游產業相配套的基礎設施。這樣，能讓經濟向少數地區集中的同時，不至于演化成為特別大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

澎湃新聞：過去十年間，浙江的常住人口數量對安徽、湖北完成了反超，江蘇對四川完成了反超，這種常住人口相對強勢的增長，是否就與區域經濟的集聚效應有關？

陸銘：浙江和江蘇這兩個地方的人口增長量大，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依賴于地理條件所帶來的結果。長三角地區是整個中國發展經濟方面自然條件最好的地區。沿海地區本身比內陸地區發展條件要好，沿海地區內部也存在差異。長三角地區比京津冀地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條件相對會更好。

這是因為長三角地區有長江黃金水道，使得長江中下游沿岸的城市，特別是江南的地區，能夠有非常好的航運條件和運能，并與上海、寧波、舟山的港口相配合。因此，江蘇和浙江人口的增長，其實就是借助于這種由得天獨厚的條件帶來的經濟增長動能。同時，必須要看到，在江蘇和浙江兩個省份內部，也不完全是所有的地方都實現人口增長。蘇北地區相對于蘇南地區發展條件沒有那么好，蘇北部分城市的人口是負增長的。在浙江內部，越靠近杭州和寧波，人口越是呈現出正增長的趨勢，遠離的地方增長就相對較少。所以本質上來講，仍然是自然地理綜合經濟地理作用的結果。

澎湃新聞：東三省常住人口近十年存在較明顯的下滑，我們怎么看待這種人口的流動呢？

陸銘：東北地區人口的負增長，本質上就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整個中國轉向以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為比較優勢的經濟發展路徑，由于這種經濟發展高度開放，對于港口條件等高度依賴，而東北地區除了少數像大連這樣的港口，其他地方的港口要結冰，有的省甚至完全沒有出?？?，加上東北地區也沒有很好的內河航運的條件。綜合而言，在發展外向型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方面，條件就會不如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的地區。

另外，中國經濟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時期造就了東北經濟的輝煌，改革開放以后，南方經濟崛起的經濟地理大變遷，引起了東北人口的流出。但也應該看到，流出的過程本身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東北人口的流出地，實際上很多是農村和小縣城，核心大城市的人口是增長的，比如沈陽、大連、長春，人口是正增長的。

還要注意到，即使從城市管轄范圍來看是人口負增長的地區，它的中心城區的人口也是正增長的，比如哈爾濱。因此，東北的人口流出并不是處處都流出，而是“集中式收縮”，也就是說，總體上收縮，但它是向少數的大城市及中心城區去集中的，這其實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東北地區及部分人口流出地的角度，大家普遍擔憂的是經濟增速慢下來之后，在財政或稅收、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可能存在資源不足，這些就得依靠財政轉移支付來緩解壓力。但對于人口流出地，也未見得是壞事，如果當地發展的產業經濟總量存在局限，那么，人口的流出反而有利于提高人均水平。

但也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再加上現有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還未完全滿足全國人口自由流動的狀態。從人口流動的結構角度來看，東北地區流出的大量是年輕人，留下來的更多是老年人，會給這個地區帶來很大的養老壓力，這也只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加以解決。

另外就是國防安全問題，一些人口流出地區，可能是邊境城市，那應該要保留一定的人口來保障國防安全。類似國防安全問題，就要特殊對待。可以通過國家的扶持，增進當地的生活質量、公共服務提供水平等等，來緩解人口流出的狀態。但這種類型的城市，在中國所占的比重不高，屬于一種特殊的情況。

澎湃新聞：安徽從2005年末到2010年末常住人口下降了163萬，最近10年回升了約140萬人。這是不是有一些經濟因素在起作用？

陸銘：安徽的地理位置，總體來講，屬于長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大城市可以輻射到的地方，但它又在長三角城市群的外圍。

安徽人口的增長主要在沿長江的長江都市帶。皖北和皖南相對不適合發展大規模的制造業，人口也存在負增長。因此，人口的流入流出與地理條件有顯著的關系。每一個省內部都有人口流入的核心地區，通常地理條件較好，比如沿海沿江，或者省會城市、大城市及周圍城市，比如安徽的合肥，它們的人口是正增長的。如果既遠離沿海，遠離沿江，又不是核心城市及周邊地區，基本上就是人口負增長。廣東也是這樣，珠三角地區的核心城市是人口正增長，但粵北、粵西、粵東邊緣地區也存在人口的負增長。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一些地方出現的“搶人”情況？

陸銘：近年來，有一些地區的確出現“搶人”的情況。我個人認為，“搶人”能不能成功，本身仍然是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是否有增長動能的結果。如果一個地方具有產業集聚的可能性，那么人口就可以增長，但如果一個地方產業集聚是缺乏條件的，那么人口就是負增長。人口是流動的，給定一個國家的總人口，只要有地方人口是流入的，那么就一定有地方是流出的。

從全國大的格局角度來講，人口在向沿海地區、沿江地區(主要是沿長江地區)、中心城市集中；在部分中小城市，甚至人口負增長的地區，人口更加向中心城區集中，從人口普查的數據中能夠看到這樣的趨勢。從個案角度來講，有一些地方，哪怕是傳統的農村地區或小縣城，如果真的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產業并且發展良好，那么也可以在局部出現人口的集聚，或者說正增長。個案和大規律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而在比如成都、西安等城市，出現了“搶人”的情況，就需要考慮是否與經濟發展的機遇相吻合。另外，“搶人”用什么樣的手段也很重要，是用公共服務向“想搶”的人去傾斜，還是在公共服務均等化上做更多的努力，比如取消傳統存在的對教育水平的歧視？我個人認為，從市場經濟的發展角度來講，應該要更加注重后者，更注重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從吸引人口的角度，在積分制度的改革方面，國家也明確提出了改革的方向，要讓積分落戶制度實現以常住年限和社保繳納年限為主要標準，而逐漸降低甚至取消教育水平本身對積分落戶產生的歧視作用。當前的一些“搶人”政策，反而可能會加強對外來人口中學歷不高的這部分人群的歧視，這個是應該防止的。

當前已經從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人民越來越向往一個城市的綜合生活質量。所以如果真正要“搶人”，不如把一個地方的空氣質量、公共服務水平、治理水平、辦事效率等各方面進行改善，這才是真正的“搶人”，用生活質量“搶人”，而不是像前些年出現的情況，給某些特定的人群補貼或優先落戶的機會。否則，有可能反而是加大歧視的。

關鍵詞： 人口負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 特定人群